1992年邓颖超去世，临终前立下两份遗嘱，为何其中一份无人敢执行

1992年，邓颖超病逝，享年88岁。

作为我党的老革命家，她不仅是周总理的灵魂伴侣，更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，为妇女解放运动奋斗了一生。

自从周总理1976年去世之后，邓颖超就在西花厅的海棠树下独自度过了16年。她陪着周总理走完了一生，也在自己临终前特地留下了两份遗嘱。

但令人震惊的是，其中的一份遗嘱，竟然无人敢执行。

不说邓颖超在党内的地位和功勋，单说在讲究

“死者为大”

的中华传统文化中，面对这么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，究竟是怎样的一份遗嘱，才会让人无法执行呢？

传奇的人生经历

邓颖超出生于1904年的广西南宁，父亲是晚清进士，曾做过光绪皇帝的御前侍卫，还跟随过晚清名将冯子材，在中越边境上抗击过入侵的法国军队，取到了胜利。后因功绩晋升为广西南宁总镇，可以说邓家家世不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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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杨振德虽然家道中落，却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，更是饱读医书，靠着一身行医救人的本事，解决了生计问题。

然而优渥的家庭环境，并未给邓颖超带来幸福，反而在她出生后，重男轻女的父亲一度想把她送走，还是母亲以死相逼，才让邓父歇了心思，留下了她。

可惜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在邓颖超三四岁的时候，父亲因为官场斗争问题，被发配到了遥远的边疆，没多久就病死在了那个苦寒之地，从此邓颖超只能和母亲杨振德相依为命。为了维持生活，杨振德靠着从前的手艺养活她和邓颖超，母女俩一路流亡，从南宁辗转到多个地方，最终选择在天津定居谋生。

1915年，11岁的邓颖超为了能在天津第一女子师范预科上学，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，正是这一举动，让她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和开拓。

1919年

“五四运动”

爆发后，新思想传到天津，15岁的邓颖超如获良药，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场爱国运动中。她不仅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织各种话剧表演宣传爱国思想，还特意前往乡村教她们读书认字。

为的就是向女性倡导先进思想，鼓励她们挣脱封建世俗的束缚。

随后邓颖超更是亲自上阵参与演讲，慷慨激昂的为百姓鸣不平。

这场激动人心的精彩演讲，不但吸引了进步女青年的关注，也让周总理在内的男青年们印象深刻，以至于多年后周总理在回忆这一幕时，笑着说：

“只记得当时邓颖超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。”

随后这群热血青年还在一起创办了

“觉悟社”

，其宗旨就是：

本着反省、实行、持久、奋斗、活泼、愉快、牺牲、创造、批评、互助的精神，来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，争取适应于人的生活。

创办人一共有21名学生，其中就包括周总理和邓颖超。

随着接触的深入，周总理对邓颖超非常有好感，两人还相互反串出演了许多话剧，后来周总理前往巴黎勤工俭学并学习新思想，邓颖超也去当了教师，成了教育界的先锋女性代表。纵使相隔千里，两人也一直保持书信来往。

直到有一次周总理从法国寄来了一张明信片，明信片上印着李卜克内西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照片，还有周总理写下的一句话：

“希望我们两个人在未来，也可以像他们两个人一样，一同上断头台。”

这番既含蓄又坚定的表白，让邓颖超感受到了周总理的深情，也让她不禁心驰神往，和周总理开启了漫长的异国之恋。

彼时的邓颖超，正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，为广大被压迫的女性同胞进行思想解放。1925年3月，邓颖超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担任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。并在同年8月，和从法国回来的周总理举行了简单的婚礼，正式结为夫妻。

婚后邓颖超并未就此放下革命事业，而是和周总理并肩作战，共同为革命抛头颅、洒热血，甚至连孩子都为革命牺牲了。

即便如此，邓颖超还是将工作重心转移到革命事业中，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妇女解放运动中。

1927年，邓颖超担任中央妇女委员会书记；1930年她号召上万名女工拒绝工作，要求资本家们提高工资待遇，给予工人尊重。

长征期间，更是不惧艰辛，出色的完成了党组织交代的任务；解放战争初期，邓颖超还和周总理约定好，两人不在同一个部门工作，免得

“徇私情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邓颖超去了妇联工作，还参与了婚姻法的制定，完全站在妇女角度为妇女争取权益。

她和周总理相濡以沫，携手同行走过了51个年头，最终在1976年1月8日，送走了毕生的爱人。

两份遗嘱

周总理去世后，邓颖超向中央转达了丈夫的遗愿：

不进行遗体告别；不开追悼会；火葬后不保留骨灰。

中央经过再三考虑，只同意了周总理遗愿中的最后一条，而这也让邓颖超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她知道，将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，才是周总理最大的遗愿。

虽然爱人已经离世了，但生活还在继续，祖国的建设还在继续，邓颖超自知不能就此止步，她想带着周总理未竟的理想，一起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。

于是在给爱人办完丧事没几天后，邓颖超也考虑起了身后事，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，她先是在写下了一份书面遗嘱，免得之后猝不及防：

一、自愿捐献遗体解剖后火化。

二、不保留骨灰，同周恩来同志一样撒掉（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约定）。

三、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、

四、不要举行追悼会。

五、我死后，公布我这份遗嘱作为我的讣告。

遗嘱立完后，邓颖超便把大量的精力投注到了工作当中。

1982年，蒋经国公开发表了一篇思乡之情的文章，让邓颖超眼前一亮。

因为她从对方的字里行间中，看到了统一的希望，当即就马不停蹄的让蒋经国的同窗廖承志，给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，可惜的是，没有得到回复。

尽管如此，邓颖超仍然不觉气馁，还是致力于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和沟通，一旦有台湾代表团到大陆参观访问，她都会亲自接见。

好在她的努力并未白费，台湾和大陆之间终于迎来了“三通”，关系出现了极大的缓和。

然而工作取得了进展，邓颖超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，在休养期间，她又在先前的遗嘱中加注了两条：

一、我和恩来同志所居住的西花厅，是国家所有，我走后应交还国家，请不要搞什么纪念堂、故居供人参观纪念。

二、对于我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属，请党组织和相关单位不要因为我们的关系，给予其任何特殊的照顾和安排，这是周恩来同志和我坚决不能同意的。

并着重表示，这两点都是她和周总理在生前就约定好了的，只是因为爱人走的匆忙，临终时没有一一嘱咐，所以这一次她才要清清楚楚的写在遗嘱中，以免被遗漏掉。

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，邓颖超的这份遗嘱已然足够全面了，但仅仅过去5个月，她又写下了第二份遗嘱：

一、在我病危且没有救治的必要时，不要再抢救、不要浪费国家医疗资源。

二、未用完的工资全部充公当作党费。

三、所有的文件、谈话录音、我与周恩来同志的照片，全部交给中央文献研究室酌情处理。

四、我和周恩来同志所居住的西花厅交公家处理（再次强调）

从头到尾，邓颖超都不含半点私心，她遗嘱中的每一个字，都体现着一位无产阶级同志的伟大和无私。

可正是因为这一份伟大和无私，才让大家无法执行这一份遗嘱。

无人执行

写下第二份遗嘱时，邓颖超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，进行过很多次手术，故而她才会特别表示，病危时无需抢救，免得占用医疗资源。

1988年，邓颖超偶然间听到了一档节目关于

“安乐死”

的讨论，还曾写过信给节目组，对其表达了赞同。

1991年，87岁的邓颖超因为肺炎并发症多次出入医院，哪怕试验了新的治疗方案，也只给她延续了一年的生命。

1992年7月11日，邓颖超还是因为抢救无效而去世。至死，她的第二份遗嘱也没事彻底实现。

毕竟

“病危时不要抢救，不要浪费国家资源”，

对每一个敬爱她的人来说，无异于利箭扎心，与其说是无人敢执行，不如说是不愿意执行。

邓颖超不想让国家在自己身上过度消耗医疗资源，尤其是这种消耗还是无用功，她的用心是好的，可却让周围的人无法接受。

没有人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生命快速流逝，哪怕有一丝希望，一点可能，医生也会竭尽全力地与死神竞争。

或许放弃抢救，对病重之人是个解脱，但对于病人的亲朋好友来说，却是难以抉择的沉重枷锁。

邓颖超是周总理的夫人，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级同志，更是为革命奉献一生的伟大女性，以她的资历和能力，在建国之后要职也并不突兀。

可她身为周总理的妻子，却能为大局主动退让，除了一心坚持为妇女争取利益和发展外，基本上不主动挑大梁。至于工资薪水，更是放在了最低一档，哪怕是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之后，她也拒绝国家为她提高待遇，仍然一如既往的秉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。

无论是国家干部，还是总理夫人，又或者只是个普通人，对她而言都没有太大的区别。

去世时，她身上穿着的衣服，还是16年前送别周总理的那一件，上面满是补丁。

邓颖超去世后，中央按照她的第一份遗嘱处理后事，但还是简单的为她举行了一场追悼会。而遗体火化后，她的骨灰则被装进了曾经装过周总理骨灰的盒子里，被撒向了大江大河之中。

从1976年到1992年，时隔16年，邓颖超和周总理终于再度团聚了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